我走过的路
李松年
我于1922年4月初九(阴历)出生于河北安平县一个小农村。小学在南京学习,初中毕业于上海青年中学,高中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附属中学,1941年在之江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肄业。1942年至1949年在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医学本科学习及毕业。由于自认为有一些机械工程基础(其实这是错误的),1949年医学院毕业后即申请入华西大学附属大学医院放射科工作(当时成都尚未解放),美国放射学家德玫瑰(margret e. tucker)教授为我的启蒙老师。成都解放后,我于1950年秋来到北京,申请到北京大学医学院北大医院(即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放射科工作。
1950年的北大医院放射科由梁铎、汪绍训教授领导,由于我的兴趣是放射诊断,所以主要师从汪教授。当时我的上级医师有张益瑛、李果珍、兰宝森医师,每当我在临床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他们总是耐心地、具体地指导我,他们永远是我的良师益友。
记得1954年我晋升主治医师及放射学讲师,从那时开始,我就协助汪教授处理中华医学会放射学会的一些具体工作(他当时是放射学会主任委员),也帮他筹办《中华放射学杂志》的开创及出版等具体事宜。在其间多次往返于谢志光教授(广州)、荣独山、张去病、张发初、朱大成教授(上海)、冯亮教授(南京)、陈官玺教授(成都)、杨济教授(天津)、陈王善继(苏州)以及胡懋华、许建良、余贻倜、蒋士焘教授(北京)等专家之间,对他们严谨的治学作风,雄厚的医学基础,和各有自己不同的精湛专业特长,耳熏目染,受益匪浅,经常以他们为榜样,暗自要求自己。从他们那里深刻认识到学识的获得决无捷径,狠下功夫才能打好基础;同时也体会到放射学的发展浩瀚如海,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有一主攻方向终身奋斗。在这些前辈们的指点下,反复思考选择腹部放射学为第一目标,副方向为胸部放射学。对我说这一决定是极为重要的,它激励我拼搏进取。从那时起如饥似渴地学习放射学书刊,认真做好临床工作,努力习作科研论文,就连学习英、俄语也用力地吸吮着其中甘露。自觉进步较快。
到60~70年代,“文革”一声炮响做人的尊严受到轰击,前进的势头受到遏制。直到b型超声及ct问世,尤其是北大医院在70年代全国首先引进澳大利亚巨型全自动灰阶超声扫描仪,能照出多幅高分辨率图像。在汪绍训教授指导下开展了x线与超声诊断相结合的临床和科研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我并应邀参加了1984年在悉尼举行的第二届世界超声会议,做了胃癌诊断的学术报告,我们率先将医学影像学的概念及实践应用于放射工作中;随后多次发表论文及学术报告主张将普通放射学、超声、ct以及以后的mr纳入放射学工作中,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互相印证,提高放射诊疗及科研水平,反对当时国内将各项设备各自为政的错误倾向。放射科首先更名为医学影像科,建立医学影像研究室。
在我从事放射学近30年的行政管理工作中,比较重视干部培养、教学与科研、及设备更新等,例如在80年代我科主治医师以上人员中通过各种渠道安排赴欧、美、日进修学习(一年以上)者超过2/3。在我访问法国的时候,通过中法学院与法国的里昂医学中心建立起有奖学金的放射医师培养渠道,经过一年以上的学习,可得到法国正式的相当我国的副教授证书。我科与美国维斯康星州立大学医学中心放射科正式在北京签订姊妹科室关系协定,相约互相接受学术交流及医师培训(有奖学金)。这些工作为健全科室成长起到重要作用,它们协助我们在国内较早建立起介入性放射学室,开办了医学影像学研究室等。平时重视鼓励与组织全科医技人员编写教材与科研论文。自己也关心积累资料,开展科研,注意总结经验,结合工作需要书写论文。这些年我共发表了约40余篇论文,有点意义的有:小肠假性肠梗阻、胃肠道类癌的x线与病理对照研究、早期胃癌x线与超声内窥镜对照研究、胃癌胃肠造影与b型灰阶超声的研究、胃癌ct空气造影的诊断、肾癌的放射学诊断、x线表现作为肾性骨病诊断指标的评价、膝关节磁共振成像的系列研究、乳腺癌的钼靶x线摄影与彩色多普勒超声的诊断、胰腺癌灰阶超声诊断、腹膜间皮瘤的x线和灰阶超声诊断、脑瘤动态ct增强的研究等。这些研究多数获得北京市或北医大科技成果奖。这些研究有些是结合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完成的,其中6名硕士、8名博士。他们现在有的留校,有的为国内其他医学院校的骨干,有的在国外工作。在日常医疗工作中我较早在80年代初即主张按系统、按亚专业(subspeciality)分组开展工作,住院医轮转,主治医或副高职称以上医师固定,密切与临床讨论研究,打破按设备分组。遗憾的是这一制度始终未能实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我相信将来随着放射学在我国进一步地发展,它的实现是必然的结果。
在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及北京市放射学会(尤其是后者)我都工作过一个不短的时间。在团结放射学工作者、开展学术活动、普及和提高专业水平作了一些工作。在编辑全国各地的放射学杂志方面,也担任过许多杂志的编委或顾问,关系比较密切的可算是《北京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