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张病床的价值:为什么大家都要选择大医院？
2.越来越大的医院
3.高收费与亏损:大医院的价格怪圈
4.“大医生”的权力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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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病床的价值:为什么大家都要选择大医院？
李菁
8月12日星期五，上午，小雨。北京某著名大医院的门诊大厅里，人潮如织。
只需在外观上粗略地观察，便会轻易地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这家著名大医院的硬件设施，与它在外界拥有的巨大名气之间，形成一种极大的反差——明显斑驳发黄的墙面，地面早已被磨得黯淡无光并凹凸不平，候诊室外一些已掉了油漆的木头长椅似乎时刻在提示着这家医院的资历与“高龄”。
不同年龄、各种装扮的人将大厅塞得满满的，一张张擦身而过的面孔，除了焦急，更多的是茫然甚至是呆滞，或许，每一张面孔后面都是一长串的故事。身着蓝色服装的护士与白衣大褂的医生穿梭于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每个人都是神色匆匆。也许是过了高峰期，排得最长的队并不在挂号窗口，而是“交费处”。
“没办法！就这个条件！”在这家医院工作的高主任一边扭过头说话，一边左推右挡，躲过不时从身前身后出现的轮椅或担架床。“这个医院当初的设计能力只能容纳800人，现在，你猜每天有多少人来看门诊？——6000人！总说大医院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是多少倍地超负荷运行？！大医院垄断？我们愿意这样吗？你看，所有人——北京的，外地的，所有人都涌到大医院了！”
那些艰难的求医者
瘦瘦小小的史原坐在离诊室最近的那张椅子上，只要“吱”地门声一响，他马上直起身、两眼紧紧盯着诊室，见不是自己要等的人出来，神情立即稍有缓和，从一个略显破旧的大包里拿出笔，在装有病历的材料袋上记着些什么。虽然从外表上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村青年，但一手漂亮的字也提示了他某些与众不同之处。
“我是两年前来北京作客座研究的，正在读博士学位。”史原边回答问题边拘谨地低下头，继续在那张纸上写写画画。
史原是带母亲来看病的。母亲来自内蒙古赤峰某乡村，患糜烂性胃炎多年，两个月前，母亲从老家过来为史原照顾其刚出生的孩子。借此机会带母亲来大医院看病。“坦率地说，以我的经济条件，不可能专门带母亲到北京来治这个病。”史原微微涨红了脸，有点窘迫地说。
像许多慕名来这家大医院求医的病人一样，为了得到有限的专家号，早晨6点史原就带着母亲从位于丰台的住处出发，中途倒了两次公共汽车，早早地找到了这家医院的“特需门诊”。
虽然母亲此前曾在家乡的县医院做过胃镜检查，但这份检查报告拿到北京却并不能作为治疗依据，一切常规检查还要重新来一遍。而没有拿到化验报告的专家又不能为病人提供具体的诊断和治疗，所以这一次花200块钱、颇费周折拿到专家号的结果，其实只是得到一张做常规检查的通知单。而史原为母亲找到的这位专家每周只出诊一次，这意味着史原必须在下周同一时间，带着母亲再一次地重复这一周的辛劳，而下一次是继续得到一张检查通知单还是如他期望的得到专家的诊治，则仍是一个未知数。
“希望院方能多给病人提供些信息。”史原说，他是有过这一次经历才知道，母亲完全可以在普通门诊那里完成基础检查、再带着结果找专家诊断，“对我们来说，每次200元的挂号费也是笔不小的开支；更重要的是，这样专家的效率也提高了不少。”
“我母亲嫌这里太贵，一直嚷嚷着要回老家看去。”盯着母亲离开的背影，史原语气中有几分无奈。仅仅几项检查过去，加上每次200元的挂号费，史原已经花费了800多元。“在我们那儿，我妈一年的收入也就800～1000左右，这几天的检查已是母亲一年的全部收入，搞不好，一年的收入都抵不了这两次的检查费。”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原的母亲在村里已是众人羡慕的对象，“很多乡亲得了病，也就在村里买点药，不少人长期积累成了不治之症，他们连县医院都很少去。”
提起到大医院就医之难，从某市级医院来北京另一家著名大医院进修的姜医生也感慨连连。“虽然医院方面每天都安排专家出诊，但这些专家经常去国外学习或赴外地会诊，这样一来，不少慕他们名而来的病人经常扑空，又几乎没有病人是自己一个人来的，所以好几口人只好找旅馆住下继续等，又增加了一笔费用。专家的出诊费相对要贵、挂号困难，更麻烦的是，大医院就诊的人太多，即便做完检查，等结果又要费很长时间。如果拿到结果需要住院，那还得继续等，这一等短的几天、长的数月，可就不好说了。”姜医生直言，对托到他门下希望其帮助联系大医院的，“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我建议他们去、也会帮忙联系；但那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人，我直接劝他们放弃来北京的想法。”
没有人做过统计，在北京究竟漂泊着多少怀揣一线希望到大医院求医的病人和家属。但有一点现象却是显性的:大医院滋生了一个与其共生的附属产业链，小旅馆便是其中一项。
“我们没想到，大医院附近的旅馆也这么难找!”从湖南陪姐姐看病< |
发表于 2005-9-23 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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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9-23 0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