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家庭存在“六大风险”

黑白光影 · 发表于 2009-3-25 00:08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认为，独生子女家庭至少存在“六大风险”。

   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尤其对于中老年父母，这是毁灭性的风险。
　　
   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由于父母的爱过分聚焦、期望过高、养教方式不甚科学等原因，如果孩子不成器，老无所靠反成其累。
　　
   第三是婚姻的冲突风险。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不稳定性非常大的，家庭人际矛盾普遍难以调和，若激化则破碎家庭、单亲家庭将随之增多，从而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大。
　　
   第四是家庭的养老风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依然面临生活照料风险、精神赡养风险甚至经济供养风险。
　　
   第五是社会的发展风险。独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会，除上述风险外，其个性问题、非智力素质发展失衡、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等也使未来社会的竞争力量、协作力、凝聚力受到巨大挑战。
　　
   第六是国家的国防风险。一旦发生战事或抗击自然灾害等，需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献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严峻的话题”。
　　
   “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面临不可预见的风险，很多家庭变得‘不堪一击’、十分脆弱。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和完善政策的时候，要尽量人性化，考虑到家庭的合理需求，尽可能把独子生育的风险‘最小化’。”穆光宗指出。
　　
   他表示，风险应该是事先预防，而不是事后补偿。而现在规避风险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开二胎”，这是富有远见的社会赋权，因为权利保障幸福，自由促进发展。
　　
   “人口安全发展和家庭幸福发展应该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至于生一个还是两个以及什么时候生育，这是私权范围内的事，个人、夫妇和家庭应有选择的权力与自由，国家不应干涉。”他直言道。
　　
   作为年轻一代的人口学家，穆光宗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是一种人性人文的回归，相对符合“国情民意”，符合人们的生育意愿，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人口观。就像上世纪70年代末刚实行计划生育时提出的那样，“放开二胎”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回归，正所谓“一个少了，三个多了，两个正好”。
　　
   穆光宗表示：从历史的观点看，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同时也是对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确立的“一胎化”政策的超越和发展。调整生育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相对短缺问题，但只能收到亡羊补牢之有限效果。
　　
   因此，他赞同及早调整生育政策、尽量扩充公民自主选择权的观点和做法。“其实，我并不是反对政府主导的计划生育，只是觉得应该用人性化的方式、符合民情民意民权的方式予以实施，而且一定要立足于家庭利益，要立足于长远的考量。”穆光宗说，“迄今为止，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导向是有偏差的，最初的政策定位并没有在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
　　
   穆光宗强调，单纯减少人口增量的做法符合计划经济福利性分配体制的要求，却与自由自主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悖。历史经验表明，单纯的减少措施其弊端已日趋严重，代价和风险越来越大，导致了人口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得不偿失。在低生育水平已经相当稳定而且开始向过低方向演进时，中国的人口控制要及早转向人口调控和人口优化，人口零负增长战略要转向人口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计划生育政策迟早要调整的，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拖延太久，所积累的代价和风险就会更加巨大，而这些本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先避免的。”他说。“应该逐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但我不同意严格的‘一胎化’的做法。在不导致人口过大起伏的情况下，可以逐步过渡到‘二胎’，总的方向是允许生育二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杜鹏认为，“应尽可能使计划生育政策和人们的生育意愿相结合。但目前立刻‘放开二胎’，也是不现实的。”
　　
   这一点，和我国人口学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人口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的观点极为相似。翟振武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应是“逐步实现二胎”，而不是全面“放开二胎”。